二

　　我和杨朔共事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61年春，在日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前后。这是亚非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十分重要的国际会议。会前的筹备和会后的总结工作都非常繁重。杨朔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秘书长，是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熟悉并掌握会议的种种情况；我作为他的助手，被指定负责会议筹备的具体事宜，包括资料、经费、前后方联络等多项工作的准备。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六一年春节后不久，由于处在经济物资困乏时期，工作又繁重，我忽然患了肝炎，病得不轻。领导安排我到西山八大处的第八处（一座古刹，名“证果寺”，是中国作协的一个“创作之家”）去休养。在那里巧遇邵荃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理论家）夫妇、侯金镜（《文艺报》副主编、文艺评论家）和女诗人、翻译家陈敬容等人也在休养。茶余饭后，读书消遣，听他们议论文艺问题，受益匪浅。那里每人每天还供给牛奶半磅、鸡蛋一个和少许肉类，这在当时已属上等享受了。然而，我呆了不到半个月，杨朔打电话来，抱歉地说：“工作太紧了，还是需要你赶快回来一块儿筹备东京会议，等忙过这阵子，你再去休养好吗？”我只好以工作为重，第二天就匆匆返回办公室上班了。
　　亚非作家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是亚非国家一次非官方的民间性会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我国作家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派出了以巴金为团长、刘白羽（中国作协副主席）、冰心为副团长的阵容强大的作家代表团，还有沙汀、杨朔(秘书长)、林林、李季（副秘书长）、叶君健、杜宣、韩北屏、李芒（秘书兼日语译员）和随团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吴学文以及高级译员刘德有、李淼等人，同亚非作家代表欢聚一堂，唱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心声。在会议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因故未能与会，4月初，会议结束，与会十八个国家的代表，分三路去日本各地参观访问。我收到电报，嘱我迅即去杭州，安排代表团回国在杭休息并总结。于是，我连夜乘车赶赴杭州，在浙江省作协的帮助下，住进了西子湖畔的花港饭店。次日下午，忽接北京来电，命我转去广州，代表团改在那里作总结。浙江省作协的朋友为我办好当晚赴广州的火车票，我急忙赶去广州。广东省作协安排，把离广州市不远的从化温泉疗养院，作为代表团休养和作总结的地方。省作协的同志送我到从化，陪我参观疗养院驻地，幢幢别墅式小楼建在青山绿水之间，古朴雅致，环境优美，确是个疗养胜地。
　　到达温泉的第三天，出乎预料，杨朔匆匆到来，他面带倦容，精神萎靡不振。住下以后，他说：“开会紧张，睡眠不好，身体不舒服，早回来几天……”言犹未尽，似有难言之隐。第二天，一起用过早餐，外出散步，杨朔同我开始了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就像开了闸的洪水，奔腾怒泻，令我大吃一惊，至今难忘。大意是：东京大会期间与×××共事十分不愉快，×××作风专横跋扈，处处压制人，又时时利用他……大会结束后，多国作家去外地参观游览，他没有去，途经香港先回来了……我感到他受到了压制、打击，心中窝火，气愤已极。他一股脑发泄出来后，脸色青白。我安慰了他几句，要他保重身体。他的怨气似乎也已发完，接着对我说：“算了，按说我不该跟你说这些，可我心里实在窝得慌，难以忍受，才把你当朋友一样说给你听。希望你知道就完了。反正我也不想再留在作协了……”
　　这件事使我困惑了很长时间，我尊重杨朔的嘱告，采取不打听、不传、不核对的不介入态度。但是，谁又能保证代表团里那么多人不外传呢？
　　过了两天，代表团全体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作家杜埃，省作协主席欧阳山等人陪同下来到从化温泉。巴老和大家的精神都好。老前辈谢冰心精神抖擞，爱开玩笑，听说我从杭州赶来，笑着对我说：“你辛苦了，一个人下雨天还游西湖，碰见白娘子了吗？人家向你借伞了没有？”把大家都逗笑了。
　　两天的总结会轻松度过。杨朔在会上少言寡语，避开矛盾。会后，巴金回上海，沙汀回四川，其余人员回到北京。从此，我感到杨朔和某某的矛盾渐渐深化，彼此避免接触。不久，作协外事单位又调来新的领导。　　　1962年初，杨朔离开作协，调到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1962年，亚非作家常设局在开罗举行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亚非作家间的交流非常频繁，遗憾的是，作为亚非作家常设局中国联络委员会秘书长的杨朔，却没有被邀参加，也就是说，中国作协的主要领导不再找他了。这难道是一个领导人的坦荡胸怀吗？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在中南大行政区文化部工作时，曾对文化交流工作有所接触，但正式搞外事工作，是在1959年后。杨朔对我和林元经常进行外事工作任务、纪律和礼仪等方面的讲解与指导，因为他有经验，很重视外事工作人员该具备的条件和素质。他常常传达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讲政策，讲策略，也讲工作方法。譬如，由于我们同许多国家没有建交，所以派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民间外交能起到官方外交起不到的作用。杨朔说，我们所搞的一切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也是围绕着民间外交任务而展开的。根据国际形势，我们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进步力量，同黑暗势力做斗争。根据不同对象，多做工作，但要注意策略和工作方法，不可生硬地灌输，不可强加于人。要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接触外宾要落落大方，礼仪、着装、宴请外宾的座次安排都马虎不得。我做外事工作多年，在工作方法、守纪律等方面，都习惯地沿袭杨朔的言传身教，他对我影响很大。